宋韻文化的多維面相與致思理路——2023年中國·杭州“宋韻·思想”傳承與發展圓桌會議順利召開

宋韻文化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具有中國氣派和浙江辨識度的重要文化標識。2021年8月，浙江省委文化工作會議作出部署，要打造以宋韻文化為代表的浙江歷史文化金名片，特別是要實施“宋韻文化傳世工程”，讓千年宋韻在新時代流動起來傳承下去。2022年6月浙江省黨代會、杭州市黨代會熱烈討論了推進“宋韻文化傳世工程”,將宋韻文化視為今后五年的發展共識。2022年12月，省人民政府印發《關于推進文化和旅游產業深度融合高質量發展的實施意見》，強調大力推進宋韻文化的戰略建設。

傳承與發展宋韻文化需要對兩宋文化進行系統的學術研究。這不僅需要厘清宋韻文化概念，辨析宋韻文化與兩宋文化之間的關系，確定宋韻文化的內涵與外延，確定研究對象與研究范圍，更要對宋韻文化做出與時俱進的時代詮釋，體現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時代特征。

一、多層次、多維度理解宋韻文化

相比起氣象超邁的漢代文化、風流飄逸的唐代文化，宋代文化以婉約典雅、氣韻生動、興象玲瓏為基本特征。宋韻文化不等于宋代文化，宋代文化是指特定時空內形成的歷史文化，以公元960年－1279年為時間坐標，以中國版圖為地理坐標，以趙氏政權為行政核心的斷代文化文明。宋韻文化是在兩宋文化基礎之上的凝練與升華，其興肇于五代吳越、興盛于宋朝、傳承于明清、綿延于當下，是從宋代傳承下來的文化特質和精神氣韻。宋韻文化的多維面相與致思理路主要表現為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宋學研究的新方法與新視域。宋代是中國歷史上繼先秦諸子百家爭鳴之后，思想文化繁榮昌盛的“大時代”，不僅涌現出浙學、關學、洛學、蜀學、閩學、婺學等地域學術流派，造就了多元格局的時代思潮，更出現了影響亞洲文明圈乃至世界文化格局的程朱理學，對后世產生了極為深遠且重大的影響。學者鄧廣銘認為宋代是中國歷史上“空前絕后”的文化高峰：“宋代是我國封建社會發展的最高階段，兩宋期內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所到達的高度，在中國整個封建社會歷史時期之內，可以說是空前絕后的。”宋代文化具有宏闊的人文哲思與的深厚的價值關懷，需要進一步挖掘與研究。

二是宋代地域學術流派的發展演變。宋代是中國歷史上學術思想最為昌盛的時期之一，正如元代學者許有壬所說：“嘗論宋三百年,道學之明,家法之正,人才之多,文物之盛,三代而下,無與倫匹。”陳寅恪更是盛贊宋代是華夏文明的巔峰：“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于趙宋之世。”宋代思想的繁榮與發達，不僅體現在宋代學派林立、學說蜂起，更在于懷疑與批判的創新精神貫穿整個時代的發展。以王安石代表的荊公學派，以葉適為代表的永嘉學派，以胡宏為代表的湖湘學派，推動了宋代思潮多元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傳統學術的基本精神與發展方向。

三是宋明理學的多維面相與建構路徑。宋代理學是指宋代社會廣泛流行以天理為最高范疇、以心性修養為工夫面向、以成圣成賢為最高境界的時代思潮。北宋初期三先生——胡瑗、孫復和石介力倡“明體達用”與“尊王”之學，周敦頤一舉扭轉漢唐氣化宇宙論之盛行，在前人基礎上，二程、朱子最終建立了理學體系，將本體論、認識論、工夫論統攝入最高范疇之中，形成了能對人生、社會、自然、宇宙終極解釋的理論大廈。程朱理學自公元13世紀傳入朝鮮后，成為官方治國取士的指導思想，深刻影響了以安珦、李穡、鄭夢周、李崇仁、李滉、李珥等為代表的朝鮮朱子學的形成與發展。除了東亞國家外，宋代理學還對越南、菲律賓等南亞國家與地區產生了深遠影響，是當之無愧的世界性學說。

在繼承前人的基礎上，宋代學者建構了新宇宙論、本體論與工夫論，由此建構了“致廣大而盡精微”的學術體系，奠定了傳統學術發展的基本方向與實踐路徑。創立洛學的二程、建立理學體系的集大成者朱子、建構湖湘學的胡宏、開創婺學的呂祖謙、奠基永康學的陳亮、奠定永嘉學的葉適等人在學術探索與生命實踐的融合過程中，將華夏文明推向嶄新的思想高峰，為后世留下寶貴的精神財富。從孔子以生命實踐彰顯仁道價值的仁學體系、董仲舒以陰陽五行演繹的天道體系，再到宋代學人以天理為最高范疇的新儒學體系，其底色正是仁愛、正義、禮節、智識、信用等人類價值的“最大公約數”，其實踐路徑以內圣外王為終極導向，追求成己成人、立身行道的終極意義。這種積極進取的人文精神，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諧文化建設的重要助緣，更是當今全球化與文化多元化交織背景下，彰顯華夏文明的獨特魅力和深厚價值的重要力量。（浙江大學哲學學院 葉達）

二、2023年中國·杭州“宋韻·思想”傳承與發展圓桌會議側記

為進一步推進宋韻文化的傳承與發展，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2023年3月24日—26日，由浙江大學亞洲文明研究院、杭州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浙江大學中國思想文化研究所聯合主辦，浙江大學亞洲文明研究院宋韻與文明互鑒研究中心承辦的“宋韻·思想”傳承與發展圓桌會議在浙江杭州紫金港國際飯店召開。來自國內外知名高校和研究機構的三十多位專家學者匯聚一堂，圍繞以上三個議題展開了激烈的討論，學術氣氛良好，觀點精彩紛呈，充分展現了圓桌會議的平等、對話功能。

復旦大學哲學學院徐洪興教授認為“積貧積弱”說不足以概括宋代社會的基本面貌。經濟上，宋代打破了隋唐以來坊制模式，極大促進了商品經濟發展；政治上，“祖宗家法”造就了宋代政治的開放與包容；社會層面上，南宋以半壁江山對峙一百五十余年，岳麓書院、白鹿洞書院書生奔赴國難、視死如歸，民族精神可歌可泣；思想上，宋代是繼先秦儒學、漢唐儒學以來的學術大繁榮時期。要之，要以審慎而全面的思考重新認識宋代的歷史地位。

中華朱子學會副會長朱人求教授認為朱子是中國家文化和家哲學的集大成者，“家”積極參與了儒學本體論的建構，仁禮智為家本位主義倫理學的核心理念，讀書窮理、居敬涵養、修身正己、勤儉治家則是家哲學的力行實踐，家國同構、萬物一體、宇宙一家是家哲學的最高境界。

浙江財經大學和溪教授認為祠堂是祖先靈魂的安頓之所，是維系宗族的神圣空間，亦是現實社會人倫教化的重要載體。朱子祠堂制度提高了高祖與繼高祖之宗子的收族功能和在宗族中的地位，樹立了宗族的權威性，將祖先的美德與精神常駐于子孫心中。

浙江省社會科學院文化所王宇研究員認為宋代“強干弱枝”政策在實施之初解放了藩鎮對州郡的束縛，增強了州郡的活力和自主權，而宋代中央集權制在實踐中繼續發展，出現了新情況、新特點，已非“強干弱枝”所能準確概括。“天下一家、中國一人”說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宋代中央集權制的動態走向。

江西省社科院哲學所原所長賴功歐研究員認為從學術史角度看，“朱學”“呂學”“陸學”存在著互動關系，這是一種基于共識的思想共振。從呂祖謙的學術活動中，可透視朱、陸的思想異同，至于陸學的確立，并非在陽明之后，而是在南宋時期，朱、呂、陸三大派形成之時。

安徽大學哲學系解光宇教授認為朱熹以及朱熹的徽州講友（如程大昌與吳儆）和朱熹州的及門弟子，是新安理學的早期創始人。新安理學從南宋時期形成到清代轉型，共經歷六百多年的歷程和四個發展階段：南宋新安理學形成期、元明新安理學發展期、晚明心學興盛期與清初新安理學轉型期。

湘潭大學碧泉書院陳明教授認為宋韻不止是杭州、浙江，還應該回應當下，文化、理論、實踐的結合才是真正的文明文化。就理學發展而言，我們常用東南的一賢遮蔽其他兩賢，沒把理學跟儒學的關系講清楚，也缺少對三者差異的理解。事實上，朱子的理學系統其實是一個脫嵌的表現，打開了東南三賢另外兩賢生存的空間。

東南大學人文學院魏福明副教授認為宋韻文化的研究范圍可以由南宋擴大到北宋，由理學擴大到宋學，由程朱陸王擴大到荊公新學，從思想、義理層次進行深入探討，實現宋韻文化的思想層面與宋學精神相互貫通。范仲淹以暢通經義為體，以革新政令為用，重建儒家形上體系，是研究宋學不容忽視的重要學者。

上饒師范學院徐公喜教授認為宋元明時期浙江地區理學發展興盛。宋元時期，以金華學派為代表的浙江地域學術流派表現出強勁的學術發展態勢；元末明初時期，浙東朱子學具有學術淵源與內涵的多元融合貫通性、強調以程朱一脈的道統、重視明道之文、益于治道的特征。

蘇州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周可真教授認為顧炎武對于陽明心學的激烈抨擊，已不僅僅是學術之爭，而是同時亦具有“夷夏之辨”的意義了。對于嚴辨“夷”“夏”的傳統士大夫而言，現實層面的“吾道”即“吾之本心”觀點將會破壞儒家的家國理念。

浙大城市學院人文學院系主任衷鑫恣副教授認為當代宋學研究成果豐碩，主要以哲學和學術史為主，哲學以心性論為視野，學術史主要以學派史為視野。未來的宋學研究，可以與豐富的世界、和生動的當下進行關聯。因為宋學是整全的，不僅是學科整全，還有從知到行的整全。

河南師范大學程永凱講師認為《中庸》正式提出了“誠者天之道”的概念， 這是思孟學派的重要貢獻。思孟以“誠”通天，程朱以“敬”滅欲，既符合“圣人本天”之教，又符合“下學上達”之序，確實是儒學正宗。因敬明誠，貫通天人，乃思孟、程朱一系之哲學特色。

浙江大學哲學學院葉達助理研究員認為伊川改張載《正蒙·動物篇》“海不得而與焉”為“海不得而有焉”，一字之差隱藏著豐富的思想史發展內容，揭示了中國氣論哲學發展史上漢代機械論到宋代體用論的演變歷史。（浙江大學哲學學院 葉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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